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政治上的站立，中华民族获得了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获得了自由解放。这足以令中国人民自豪。但这种政治站立并没有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只得到了东方人民民主阵营的承认，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也对此感到困惑。站立起来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近实际上是从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的。尼克松访问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中美建交，但为当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创造了条件，并带来了西方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浪潮。这也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伟大。

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是从文革后开始的，其内在标志是改革政策的实施，其外在标志是中美建交。其实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改革的目标是针对国内体制的弊端，改革的措施是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也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中国并没有完全获得西方认同，因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有整个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尽管中国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但中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其本质上属于东方阵营，这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承受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一些冷战伤害，西方世界的一些冷战措施就明确包括中国。中国和西方的不和谐也表现在中国国内政策上，这就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和平演变。

中国与西方世界融合的契机出现在二十世纪末，其外在标志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其内在标志是中国经济体制全面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定。这两者也是一致的。一方面，为了避免以中国为对象的新冷战的产生，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努力构造共同利益，成为利益攸关方，中国经济体制全面市场化是中国与西方产生共同利益的基础。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宣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这也促使中国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西方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著名的一种。美国模式也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美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很多因素值得中国学习，即使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因素，因为那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其实都是中国对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

中国与西方融合的表现有经济上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和与西方合作，政治上的自由化、人权化倾向和对特色民主的探索。中国与西方融合的实质

范美忠毕业于令人羡慕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与有人推崇清华大学不同，始终认同北京大学为全国第一的应当是主流。清华大学来源于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北京大学来源于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革新自强的产物。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清华大学永远难望北京大学的项背。清华大学是理工类院校，却以出了不少官员而自豪。北京大学是文理综合，他的学生却可以去做教师屠夫编辑。这种工程师治国的现象反映了文理科的错位和人才的浪费，是中国特色体制的令人作呕的表现之一。

范美忠的名扬天下不是因为他的学历背景，而是因为他的临震脱逃的行为。作为都江堰光亚学校兼职教员，在地震发生时撇下学生第一个跑出教室，范美忠违背了教师的业务职责。船长是职务上负有特定职责的人，教师是业务上负有特定职责的人。范美忠负有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使命，放弃职责表明了他的自私的道德本质，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范美忠不相信这个社会是公正的，不认为先人后己和牺牲是美德。人之初，性本无，人的社会属性是由后天取得的。范美忠对他人对社会的理解是他人和社会赋予的。范美忠的行为根源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范美忠的行为不能孤立地看，评价范美忠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

在当今社会，受到道德谴责的不应当仅仅是范美忠。作为一个教师，范美忠左右不了社会的发展，决定不了社会的属性。在中国社会，官员的示范作用远远高于教师。正如台湾前财政部长王建煊在成都所说，政府公职人员应当有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水准。作为教师，范美忠应当有为人师表的道德水准，那官员的道德水准是否也足以为人师表呢？教师应当有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水准，那官员有高于教师的道德水准吗？要求范美忠行为利他，官员的行为利他吗？谴责范美忠自私的道德本质，那官员们是不是也具有自私的道德本质呢？

在这个圣人充斥的国度里总有那么多的豆腐渣工程。用利己利他的尺子衡量，很多社会行为是经不起道德拷问的。当初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责任不是由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主管部门承担，而国企改革的后果却让工人承担，这是利己还是利他？为什么下岗制的实行不是由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官员开始，却由国有企业的工人开始？住房改革如果让公务员住不起房，那这项改革无疑是不成功的。但是住房改革的结果让公务员住得上房，而使普通百姓住不

一般人都知道奥运会作为体育运动会具有体育意义，和体育被归结为文化范畴而具有的文化意义。其实奥运会还经常被赋予政治意义。

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可以是举办方赋予的，也可以是反对方赋予的，甚至是举办方和反对方共同赋予的。1980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均被反对方政治化。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为纳粹赋予了政治涵义，因而也被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化，是举办方和反对方共同赋予政治意义的一届奥运会。

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会向世界展示什么呢？除了体育竞技，还会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张艺谋申奥宣传片就用成百上千名清朝宦官在皇宫前舞蹈的镜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阉割为特征的奴才文化。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办方要用奥运会表明中国已融入文明世界，成了文明世界负责任的一员。这里的文明不是中华文明，而是指以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为标准的西方文明。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政治领域的听证制度、机构改革、司法制度的某些方面、宪法上紧急状态的引入都表明中国的西方化倾向，即世界化倾向。而奥运会将是中国世界化的重要标志。这就是与中国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战略相适应的奥运战略。

举办方将北京奥运会政治化的企图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制行动。反制行动针对中国的缺点，意在表明中国不是文明世界的一员。

最先针对北京奥运会进行反制行动的是台独势力。台独势力选择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年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完成台独，这一台独战略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全民公决通过、台独状态继续，而中国选择对台使用武力，中国就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规定，尽管中国没有批准这一公约，但这一公约执行的就是西方标准即世界标准。台独的奥运战略没有成功，并不能说明这一战略本身是错误的，也不能说明台独理念就是无法完成的。台独的奥运战略没有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台独领袖的个人品德无法承载台独理想。这就象让安徽阜阳市的官员承载社会主义理想一样，他们的道德水平承受不起理想之重。

藏独势力今年三月份在几个藏族区域同时滋事，意在向世界表明西藏是一个被侵占的国家。相对于独立这一目的来说，藏独势力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西藏自元朝起就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对中国政府来说，不存在西藏问题，也不存在所谓承认

在地震救援黄金七十二小时后，到灾区视察慰问的领导出现了，于是现场救援队员停下了，群众围拢了，慰问的话语在废墟上空传播，如潮的掌声与欢呼声响起。

人们禁不住疑惑：在时间就是生命、生命高于一切的救援现场，怎么还会有长篇讲话？救援队员怎么会停止救援？周围的群众竟然还有时间鼓掌欢呼？确实，在这一次突发事件的处置中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关于军队开进。这次四川地震发生时间是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震级为里氏七点八级，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从地震台网监测到地震发生后，过了一天半的时间，即到十四号军队才开进灾区，此时黄金救援时间已过去了一半。当然辩护者可以找到军队延迟开进的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如公铁交通中断，通信中断，暴雨能见度低，情况不明等。公铁交通中断可以延迟地面部队开进，但它不能阻止空中力量开进。天气恶劣可以为空中力量伞降增加困难，但它不能阻止机降。直升机可以冒雨飞行，直升机降落只需一块平地，直升机可以悬停绳降。直升机投送先遣侦察分队与大规模的救援部队已为后来的救援实践所证实。我军可以用于机降的部队包括陆军航空兵部队，空军空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各大军区特种兵大队。仅空降兵就有至少一个集团军，它位于紧邻四川的湖北省中部。如果直升机勇于克服大雨造成的困难，救援部队应当在当天下午就到达灾区。换一种角度，战时也会遇到和地震灾害时相同的交通通信天气情况，难道军队就束手无策吗？

关于通信。破坏性地震可以将震区的通信线路与通信设施摧毁，如电信网通的固话网络、移动联通的基站，但它不能阻断全部卫星电话。需要地面网络支持的卫星电话系统可以被损坏，可是我国还有不需要地面网络支持的卫星电话。全球星卫星电话系统支持便携实用多模式手机及固定终端与空间卫星进行无线信号传输。全球星手机开机后，将会不断地与上空卫星进行信息处理。任何车辆都可安装全球星便携式车载设备，只要将卫星天线方便地安装在汽车顶部，将全球星手机放在车内固定的卡座上。在没有地面蜂窝网的地方，用户可以通过全球星卫星网络，保持与外界的通信联系。除了卫星电话可以支持震区对外联络外，民用与军用无线电报系统也应当是震区重要的通信手段。这次地震造成了震区通信中断，说明了民用无线电报系统应当作为应急通信手段在各地予以保留。军用无线电报系统本来就是军队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军区到

用中国兄弟连来称谓新四军的一支连队和国军的一支连队，这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1941年1月6日同属第三战区的新四军部队和国军部队在皖南进行了生死博杀，结果是新四军军部被消灭，新四军番号被取消。电视剧《中国兄弟连》是皖南事变原因的最好影视注脚。

《中国兄弟连》形象地讲述了一支新四军连队丧失政治独立性的过程。被授予新四军第三支队二营一连番号的红军游击队在下山赴军部集结途中，救下了陷入日军包围的国军谍报队的一名女谍报官，从而与奉命前来营救这个谍报队的一支国军连队相遇，继而相识、相知，他们结成中国兄弟连，在敌后并肩作战。并肩作战的过程，就是这支新四军连队逐渐丧失政治独立性的过程。从新四军连长曲虎穿军装时摘下新四军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到曲虎不愿主动执行第三战区的命令从而在新四军军帽上戴上红五星，到打过机场后曲虎主动戴上国民党党徽，直到中国兄弟连称号出现，新四军连队的政治独立性基本丧失。政治独立性的丧失表现在该新四军连队的诸多方面。关于作战方式。源自红军游击队的新四军本来最擅长游击战，这支红军游击队的队员及其队长都是山地丛林游击战的行家里手，这是国军连长都不得不承认的。可是在与擅长阵地战的国军连队结合后，新四军连队逐渐转向了阵地战，并且与国军连队相约，游击战由新四军连长统一指挥，阵地战由国军连长统一指挥，而这支新四军连队也在最后一次阵地战中与国军连队一起全军覆没。关于与群众关系。这支新四军连队既不发动群众，也不依靠群众。新四军连队与国军连队一起驻在唐庄，但新四军连队只限于帮群众挑水扫院子，从来不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他们以避免群众受到敌人迫害为借口，习惯于远离群众的山地丛林作战，既使自己失掉了兵源补充与后勤补给，也使群众失掉了自卫能力。新四军连队除了最生动的一次兵源补充即猎人父女加入外，其它的就是收编散兵与土匪。关于组织关系。新四军连队隶属新四军，其接到的命令是开赴军部集结。但在两支连队并肩作战后，新四军连队执行的任务竟然是配合国军连队作战、护送谍报单位到达后方。在国军女谍报官的电台损坏不能获得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后，新四军连长潜入县城搞到了修复电台的元件，并且组织伏击敌人的汽车获得了电瓶。在新四军连队中不时听到总部与长官的称谓，这里的总部不是新四军军部，而是指第三战区长官部；这里的长官是指国军中的较上级军官，丧失人性的国军女谍

在这里同样找不到犯行贿罪、未被判处刑罚的买官者应当被开除公职的规定。现行公务员处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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